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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漠视的文化巅峰时代
来源:文促会 时间:2012-06-28

在安徽大学“文典大讲堂”的演讲

王石

 

       

        清末民初,在西方列强、西方文化逼迫下,我们的“天朝”先后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约30年间,不仅涌现出一批卓越的革新家、革命家,也涌现出一批卓越的思想家和学者。
        但令人喟叹的是,对于这些卓越的思想家和学者的评说,民间社会(学界、文化界)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至今仍存在巨大反差。而后者的态度尤难定位,不否定,也不肯定,不是忽视,也不予正视。为方便讨论,我暂以“漠视”二字加以形容。也许那是一个被漠视的文化巅峰时代?

那片星空璀璨夺目


        1992年元月,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为《国学大师丛书》所写的总序中说:“纵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张先生所说“近代时期,晚清以来”的那些“志士仁人、英才俊杰”,即使不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以及他们所推动的洋务运动,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生年为序,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人物: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汤用彤、梁漱溟、陈寅恪、吴宓、金岳霖、钱穆、冯友兰。
        出于叙述需要,现在,我粗略描述一下对这些思想家和学者的集体印象。
        第一,从年龄上看,前述诸人大多出生于19世纪后半叶到世纪之末,而他们在思想学术上的活跃期,则大约集中呈现于20世纪的第一个30年。那个年代最大的事情是“空前的民族危机”。而这些人物最显著 的共同特色之一,便是炽烈的爱国主义,且他们中不乏一身而二任的学者兼革命家。
        第二,他们之中多数人的童年是从私塾,从家学中走过来的,无不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基。
        第三,他们又个个兼学中西,无一例外地都有留学或赴外考察的经历。简言之,他们作为一代学人,知识的渊博、器识的高远,无疑树立了一种几乎不可逾越的典范,不仅前无古人(因古人无西学),而且后无来者。史学家何兹全就称颂陈寅恪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人物”。
        第四,这个集体又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史与现代思想史的交替、转变,以及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是他们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现代化,而且由他们开始,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开始融入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第五,正是在他们的示范、引领和直接影响下,我国又相继涌现出一批同样学贯中西、堪称大师的文学家、艺术家。比如文学方面的茅盾、巴金、钱钟书、徐志摩;戏剧方面的欧阳予倩、田汉、曹禺;音乐方面的肖友梅、黄自、冼星海、马思聪;绘画方面的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舞蹈方面的戴爱莲、吴晓邦;建筑方面的梁思成、林徽因……
        没有他们,没有这些思想的导师,没有这些文化艺术的巨匠,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岂非一片空白!

此次文化兴盛内因及成果


        文化,盛于治世,还是盛于乱世,相信两者都可提出例证,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也即我现在所谓的“巅峰时代”,却是盛于乱世。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国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危机和半殖民地状态之中,“国将不国”成为当时文章使用率极高的词语。问题是“国将不国”,何以文化独兴?#p#分页标题#e#
        我想的还很浅。
        首先,春秋战国是一个文化高潮,清末民初又是一个文化高潮。前者是诸侯割据,后者是社会动乱(军阀混战)。岂是说因割据、因混乱而文化兴?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割据、混乱是外象,而更为内在的原因恐怕是没有“定于一尊”的思想统治,使思想和文化在割据、混乱的缝隙中,在统治者暂时无暇顾及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获得多元呈现的社会条件。而这多元呈现的社会条件,则是文化繁兴的重要前提。
        其次,中国学人代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而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民族危亡、国将不国,正激发出他们身处乱世,心忧天下的豪情与气度。
        再次,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使然。清末民初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交流,是东西方两个文明的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交流。交流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具有侵略性背景的挑战、碰撞,乃至冲突。可贵的是,在这种“屈辱”条件下,上述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导师们,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另一些人物那样,或者执着于天朝荣光,执着于国粹主义,而拒绝西学;或者执着于民族虚无主义,而拒绝传承。他们仍然堂堂正正,以治学者的理性和坚守,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而这一巅峰时代的出现,正是得益于“融会中西”。正如罗素所说,“不同文明的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说到这里,我想我应该尝试性地对这个文化巅峰时代做一评价了。
        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和导师们“各自立说,期于救国”的划时代的学术贡献,其意义何在?我认为,即在于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波现代化运动的思想与文化成果。
        我同意不少学界朋友的说法,即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应从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算起,虽然,从历史阶段划分,至公元1919年中国才算是进入现代史。但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其内容与实质似乎不能完全镶嵌在历史年代的划分之中。我还同意一些朋友的划分,将中国初始之现代化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或者层次,即:
        洋务运动(工业的、制造的、技术的层次);
        戊戌维新,及辛亥革命(政治的、制度的层次);
        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的、文化的层次)。
        我认为,这三个层次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波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阶段,而且也内含一个文明古国对现代化的接受过程。甲午战败,宣告历时35年的洋务运动失败。人们会想,我们有了坚船利炮,有了在规模和战力上不输日本的北洋水师,为什么还要失败,还要割地赔银子?这就自然要想到朝廷、想到制度。于是,在英国君主立宪制度和日本明治维新影响下发生的康、梁上书维新,以及在西方共和制度影响下发生的辛亥革命,即制度的现代化运动,又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然而,民国创立,国家还是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时的人们也就顺乎逻辑地会想到,一个经济现代、技术现代、制度现代的社会,却不拥有思想的、文化的现代化,一只脚踏入现代,而另一只脚还停留在“子曰诗云”的古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失衡?也是因为这样,以五四运动为旗帜,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思想和文化现代化运动发生了。
        讲到这里,或许才要进入更为关键的话题。
        黑格尔、马克思都曾说过类似的话,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出现两次,而且会发生“惊人的相似”。
        如果我们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合并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运动,那么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可以称为中国第二波现代化运动。我所说的“惊人的相似”在于,作为第二波现代化运动的中国,与第一波现代化运动的时代相比,虽然已经经过60年的变迁,但作为一个骄傲的东方大国,在重新走向现代化历程的时候,却与第一波开始时一样,起码是在心态上十分类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只要我们稍作回顾,就会想到中国第二波现代化运动是从“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开始的,想到这些,也许我们就会沉甸甸地联想到恐怕接踵而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文化观念的转型,在这中间会不会再次(因为按马克思的说法,往往要出现两次)发生如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波折呢?#p#分页标题#e#

这段历史被漠视的原因


        前面述及的那些人物,除孙中山、鲁迅个别人之外,在国人,尤其在青少年里,并没有太高的所谓知名度。因为他们的人生与学问历来极少被普通人认知。他们活在学界,活在民间,活在海外,甚至也活在当今的出版物里,却似乎并没有作为国之瑰宝,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热衷炒作本地名人的地方政府,宁愿盯着盘古、盯着伏羲、盯着黄帝、甚至盯着西门庆潘金莲;而主流媒体也宁愿一部又一部制作放送歌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节目,极少见到有谁留意本文所说到的那些人物。他们因“被漠视”,早已被国家、被日益商业化的大众传媒边缘化了!
        我还是想略为编辑一下黑格尔的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反帝国主义斗争使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几乎无时无刻不围绕“政治”旋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成为压倒、代替哲学、历史学、文化学和文学艺术的东西。而大规模的、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和战争年代过后,我们又经历了几十年国际上的冷战和国内的“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胡乔木语)。正是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经历,造就了那个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的“政治标准”。一切以政治划线,一切以主义划线,一切以国家意识形态划线,一切以领袖的评说划线,甚至株连到以领袖评说到的人物的评说划线。
        问题在于,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作为主题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我们业已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并且在创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是否还应坚持以政治统帅一切,包括以政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统帅思想和文化。我曾做过一次演说,题目叫“呼吁文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想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还没有廓清,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很沉重。被漠视的巅峰时代只是又一个例证。
        去年冬,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在写给我的短函里提出,他认为学术研究领域,如果一定要提,也只能是“百家争鸣”。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应当提倡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为什么要坚持这一点,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文化观念。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多种价值观的总和。既然是总和,你就不能只承认一个,而排斥其他;你就不能只认同一个,而否定其他,或者“漠视”其他。

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


        第一,评价失当,不是前人之失,是后人之失。
        那个时代,那些人物,均已属于历史。无论今人毁誉如何,于他们已无所增损。只是,历史、历史人物自有其实事,自有其价值,自有其本色。一切涂抹都会在时间中剥落。从而显出涂抹者的短识和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评述前人,是考试后人。那年我与安徽大学历史系的朋友们叙谈,曾说到李鸿章、陈独秀、胡适三位皖籍人物评价问题。我说:今人如何评价历史,关系到历史如何评价今人。这不是小事,是天大的事!
        说到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我总是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所写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中第三条就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我想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应该主要看他们比他们的前人多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他们比他们的后人少做了什么。所谓“历史局限”,任何人都不能逃脱。再者,不宜把人看得太死、太简单、太概念,甚至只贴一条政治的阶级的标签。如说章太炎是“地主阶级反满派代表”;严复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胡适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文化评价是多面向的,不能只有政治一个面向。即使单说政治,也不能这样一言以蔽之。#p#分页标题#e#
        第二,说历史,还是应该“接着说”。
        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割断历史。我看历史越往前越难说,因为没有材料,没有证据。只有神话和传说。而越往后说,材料越多,歧见越多,而且离得太近,难免党派功利干扰,就更难说了。
        我想,对历史和历史人物,我们要“接着讲”。不要总想从头讲,也不要总想重新讲。
        我曾看过一部讲述俄国海军历史的专题片。它从彼得大帝创立俄国海军讲起,讲到阿弗洛尔巡洋舰的水兵起义,讲到苏联海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勋,也讲到当代俄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艇,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的海军史加以讲述,而不因社会制度的变革而“重新说”。我也看到类似的中国纪录片,则是从新中国说,从肖劲光、张爱萍说,从邓兆祥率部起义说,只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洋水师哪里去了,不同样是中国海军吗?大清国不也是中国吗?
        实际上,能“接着讲”,是一种光荣,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历史,有传承,而且说起来很温暖,又很骄傲。像是说起自己的先人,说起自己的前辈,有什么不好呢?
        记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仰头诵读毛泽东主席所撰碑文的情景。读至“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很感动,甚至想要落泪,这是一个多么可敬的超越!而对于本文所述及的那些人物,其实早在62年前,便是毛泽东主席也称他们为“先进的中国人”!我们还将“漠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