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 星期二
时下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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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文化的现代诠释
来源:文促会 时间:2012-04-24

中华文化论坛之“楼观问道”?主论坛发言

 

 

 
王石、金坚范副主席等会见论坛嘉宾傅佩荣(右四)、周山(右三)、
张国刚(左四)、高柏园(左三)

 

主持:王石
嘉宾:
傅佩荣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香港凤凰卫视《国学天空》和央视《百家讲坛》主持嘉宾
周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
高柏园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
张国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持人:

        大家好!我很高兴主持今天的中华文化论坛之“楼观问道”。这个论坛是西安楼观第一届“中国老子文化节”的重要内容,而“中华文化论坛”是中华文化促进会所发起和主办的一个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旨的主题性、持续性、系列性论坛。这个论坛从2004年开始,由许嘉璐先生、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杨振宁先生和王蒙先生发起,在2004年举行了第一届以“全球化和中华文化”为主题的论坛。之后我们又陆续举办过多次,如在杭州举办以讨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为主题的论坛。我们今年将在南通举行以讨论“中华传统道德”为主题的论坛。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设定为“楼观问道”。我很喜欢“楼观问道”四个字,尤其是“问道”二字,给人一种探讨和追求真理的感觉;而且问道的“道”,在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是“道”。今天请到的四位主讲嘉宾,都是非常富有学养的,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学者。我要请出的第一位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凤凰卫视国学天空和央视《百家讲坛》的主持嘉宾傅佩荣教授,他在国学经典的诠释和讲述方面有很大的影响,他演讲的主题是“道文化的启示”。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香港凤凰卫视《国学天空》和央视
《百家讲坛》主持嘉宾傅佩荣

 


■傅佩荣:

        谢谢各位,很高兴、很荣幸能够在西安第一届道文化论坛向各位介绍老子的思想。在中国神州大地所出现的思想,论及用心之深、格局之大、境界之高,没有超过道家的。我举一个古代的寓言作为说明。楚王喜欢射箭,有一把天下著名的宝弓,打猎时一定要带着它。有一次打猎时就将弓交给部下看管,走着走着弓不见了,找了半天找不到。这时,楚王就说: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我们在楚国丢失了弓,捡到这把弓的应该是楚国人,就不用计较了。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说: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最好改为王失弓人得之,大王掉了弓,被人捡到了,这个人是不是楚国人不重要——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是以人的价值为核心。孔子看来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生命价值是相同的,人的尊严是相同的。接着老子来了。老子听了前面两段就说:何必曰人,失弓得之!连人都不必说,是不是人捡到不重要,猴子不能拿回去吗?蚂蚁不能搬回去吗?只要这把弓在地球上就行了。这就是道家的思想,的确比前面的思想都要开阔。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文化的两个主干,为什么有这么明显的差别?因为他们面对时代问题思考的深度不一样。根据司马迁记载,老子比孔子大约年长30岁。老子是很有学问的,管国家档案。孔子年轻时曾经拜访老子,向他问道,回到家乡后对学生讲,老子的境界高得不得了。在乱世时会出现虚无主义,什么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有两种,一是价值上的虚无主义,社会价值混淆,分不清好人坏人;二是善恶没有报应,陷入价值上的混淆。儒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掌握了人性最深刻的力量,这就是真诚。真诚带来自我要求,要行善避恶。道家是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当死亡和痛苦经常发生时,人们就问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就是受苦啊。老子就出来说了,道是一切的来源和归属。庄子后来的发挥非常生动。他说,能够让你出生,也能够保证你一生发展,也可以让你平安走向死亡,这是道的运作。父母将我们生下来,这是道的安排,因此每一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我们只要做一件事,这就是悟道。只要你悟道了,这就是生命的根源。老子的思想在这个方面显然比儒家的更为深刻。道家的思想用心最深。
        格局之大怎么说呢?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老子》第25章,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大没有问题,天大、地大,一看就知道,但是人亦大这就有问题了;人其实很小,我们有牛、象这么大吗?老子说“人大”显然不是指人的身体,是指人的心能够悟道的机会,你能够通过悟道变得很“大”。这个“大”显然需要经过修炼,老子的修炼两字,在于“虚”和“静”。
        “虚”很抽象,捉摸不定,很难掌握,很玄妙的。今天来理解,它就是单纯;单纯就是“虚”。进入幼儿园听到小孩子欢乐的笑声,为什么?小孩子很单纯。进入小学、中学、大学,欢笑声越来越少,人到中年更是哀乐中年。老子希望我们富贵于婴儿,我们毕竟是成年人,怎样让自己的心态变成婴儿呢?单纯。所谓单纯,就是我的心思单纯,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设法问道。这个道不是在深山修炼,道就在人间,无所不在。悟道就是代表你要体会一种智慧,需要不断地化解自我的执着;各种人间相对的价值都要设法化解,化解时往上提升,不断的到更高层次。“虚”在今天非常有用。现在的烦恼就是凡事太多、太杂。每天看报纸、杂志、上网络,会觉得心乱如麻,天下这么乱。其实天下有乱也有静,老子一再强调辩证地看待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不能只看某一面。最重要的是返回根源,根源就是道。   
        第二是“静”。人是动物,要多运动才能保持健康;但是不能光运动,还要静下来思考。“静”在《庄子》里有很多描写:人要像镜子一样,就是要平静;水如果平静可以当镜子用,照见须眉;何况生命,如果静下来就有无限宽广的空间。我们学习道家,一定要学修炼的功夫,这是不容易的。《庄子》里说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出现了不下三次,这时生命才真正开始。当你身心方面的欲望、本能、冲动消失时,真正的精神才能展现,精神是庄子很喜欢用的。
        再进一步请教老子有什么法宝可以给现代人参考,在老子67章,他认为有三个法宝。首先是“慈”,“慈”就是母亲的爱,“道”像母亲。为什么说“道”像母亲?你学习道家,心胸就会特别的宽广,对好人、坏人都可以包容。好人、坏人是相对的,今天这个人是坏人,明天改过就成为好人;或者这个人今天是好人,明天可能堕落成为坏人。老子说你要“慈”,这对现代人也是启发,要包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给别人机会,这其实也是给自己机会。这个星球现在有快70亿人口,如果大家都有慈悲、包容之心,这个世界一定和谐。
        其次是“俭”。要珍惜万物,设法让万物的价值呈现,万物都值得我们欣赏。所以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里面都有道.你能够悟道的话,就算是一粒尘或者一根草,都可以入道,这时你舍不得毁坏任何东西。
        再次是“不敢为先”。你学习道家之后,当领导时要记得以服务代替领导。我当领导我来服务,我不是在前面给你压力、作威作福、锦衣玉食,不是这样的;而是有什么利益让大家,有什么好处大家先分,我在后面——这就是老子的智慧。真正做到“慈”、“俭”、“不敢为先”,这个人就得到了道家思想的精神,他会无往不利,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们用老子的方法归纳了四点。首先是“与自己要安”。“安”是什么意思?不管遇到什么遭遇,得意、失意,都要安心接受。你不愿意接受也得接受,因为已经发生了,你不喜欢也得喜欢,因为它是趋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还不去理解,让自己安心接受。道家强调的是任何东西都有正反两面,今天不好,说不定明天就变好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其实福的旁边就是祸,祸的旁边就是福。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厉害,他对事情看长远、看整体,这体现了道家智慧的两个特色。他看整个一切,而整个一切在道里面,所以人生没有得失成败问题,都在道里面。
        第二是“与别人要化”。什么是 “化”?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但是内在不化;你说我好或者不好,我内在可以把握自己;如果内在不能把握自己,随着外面的影响起伏,生命很容易一盘散沙。道家基本上不会排斥儒家,他对于儒家也能够欣赏。儒家是指外化,在社会上应该怎么做,你就做吧,但是我内心不受任何影响。
        第三是“与自然要乐”。大自然有一个特色是公平,而人的世界就是少了公平。很多人为什么不快乐,就是认为善恶没有报应、不公平;但是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有公平,因为每个人对于公平的要求和定义不一样,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人人满意呢?真正公平只有大自然,就像是苏东坡所说:清风、明月……大自然的欣赏最公平。
        第四是“与大道要游”。道是无所不在的,东坡子问庄子:道在哪里?答曰:在蚂蚁身上,在杂草里、瓦块里、屎尿里。结果东坡子不敢问了,这些很卑贱,道怎么可能在这些东西里面?错了,其实道是无所不在的,万物都值得欣赏,只不过你要选择适当的欣赏角度。以道观之,万物无贵贱之分,都是一往平等。这就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认为从来不曾有万物存在,因为万物在变化之中。百年之后我们在哪里?都不在。我们今天在,是因为有道的力量。人生只有一件事,悟道之后随时、随地都可以逍遥。
        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太大了,对全人类都有深刻的启示;所以西方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晚年立志要翻译老子的《道德经》。他认为老子讲的“道”就是西方2000多年来所失落的存在本身。西方哲学追求的是存在的个别事物,而忽略了存在本身,从柏拉图开始就是如此。西方哲学已经没落,失去根源;相反在老子的学说里看到“道”才是真正的根源。中国太多哲学家崇拜西方思想,一辈子希望学习西方,却忘记了我们自己有道家这么高深的智慧。我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其他的学派;我只认为道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人在中年之后,特别需要用道家思想来调节自己的心态;很多时候要逍遥自在,体会道的无限美感,让自己有重新出发的动力。
        以上是我作的简单报告,很多地方未尽周全,请各位多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傅教授以近乎浅显的话语讲了老子学说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作用,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第二位演讲嘉宾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山教授,他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今天的题目是“老庄思想在中国文化重心转移背景下的地位和作用”。大家欢迎。


   

 
主讲嘉宾: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山

 

■周山:

        各位同行上午好!今天很荣幸能够和傅教授、高教授、张教授一起楼观问道。我也非常感谢王石主持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将最近几年我的研究成果在这么一个大平台上向大家介绍、交流。下面我就直奔主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大致可以分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这两大文化系统各有源头、特征,相互之间又有很多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华夏文化的普遍属性。对这两大文化系统产生的源头,各自形成的标识特征、价值取向及其思想代表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不仅能为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逻辑合理性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于老庄思想作为长江文化的理论代表,在文化重心当代转移背景下的现代意义,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黄河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期时代。根据二十世纪初以来九十多年时间里田野考古发现,黄河文化的形成主要与以下四个古文化系统有关: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其中,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的上、中游地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田野考古工作者之所以把发生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作出四种类型的划分,是因为这些新石器文化存在着差异。无论是生人居住房屋或者死人墓葬的格式布局,还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铸瓦器的形制、纹饰等等,既富有黄河文化的色彩,又各有一定的特点。于是,二十世纪的田野考古学家便将每一类型的最早发现地,作为这类古文化的冠名。仰韶文化,就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发掘研究了河南仰韶村的新石器遗址之后,以该地村名命名的一类新石器文化。事实上,在此后自东向西的不断考古发掘中,从西安、宝鸡、兰州、西宁等地,也发现了与仰韶村发掘所见同一类型的新石器古文化遗址。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伸与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古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已经趋于成熟。与青铜文化俱来的,不仅是祭祀或日用的青铜器具,还有铭刻在这些青铜器之上的精美文字,标志着黄河文化理念的青铜器形状特点、饰品图像等等,以及使用这些青铜器的礼制规范等等。值得注意的还有:作为黄河文化图腾形象标志的“龙”,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着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终于成为君王的形象代表。与青铜器产生、发展的同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易经》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夏代的《易经》又称《连山》,以代表“山”的艮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对山的崇拜。商代的《易经》,又称为《归藏》,以代表土地的“坤”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表达这一时期的先人对土地的崇拜。周代的《易经》,又称《周易》,以代表天的“乾”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表达了这一时期的先人已经从对土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在这一卦的爻辞中,作者以“龙”为喻,阐述了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此,历朝历代的君王以“龙”自居,继而又被称为“天子”。《周易》崇拜天,也就是崇拜龙。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不过,清代的龙崇拜,已经从“黄龙”变成了“青龙”。文化人对龙的崇拜,春秋末期的孔子可以算上一个。孔子在见到老子之后,向学生描述内心感受时这样说道:“我今天终于见到了龙。龙,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散开来成为一片文采,乘着云气翱翔于阴阳之间。”他无法表达对老聃的崇拜,只好用能够腾云驾雾、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来形容他。#p#分页标题#e#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从河南濮阳地区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穴中发现了用贝壳、卵石摆成的龙,距今大约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这一考古证明,青铜器时期成形的龙,周文化中居于至尊地位的龙,其实早在新石器文化中就已经清晰可观。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四大古文化系统,到了青铜器时代即商、周时期,便形成了商文化与周文化。夏文化由于文字载体的无存,迄今人们还以为尚未运用文字。对于夏文化,人们的了解还很不够。在我看来,夏文化时期应该是一个运用文字的时代,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连山》的存在,很难理解治水成功之后称帝天下的大禹如何能治理偌大一个天下,很难理解到了商代一下子产生了刻画在龟板上、烧铸在青铜器上这许多令现代书法家也叹为观止的精美文字。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一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
        生逢乱世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极力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心要用“仁义”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要求人们以“亲亲之爱”为起点,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仁爱”之桥,并且向人们描绘了一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蓝图。后来的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人心本善”,不管你的心灵蒙受了多少灰尘污染,只要经常擦抹,自然能明心见性,恢复善的光亮,人人皆可成仁成圣。
        由孔、孟共同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这个被称之为“五行”学说的文化系统,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规范、制约的作用。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其实也在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据已经发掘出来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其中,大溪文化分布在长江上游偏下地区;屈家岭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青莲岗文化与良渚文化分布于长江三角洲。与良渚文化相邻的还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最近二十年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不断发掘面世,彻底改变了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古文化底气不足的观点。尤其是在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上千件青铜器,不仅证实了长江文化的悠久历史,也向我们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标帜特征。
        据考古专家分析,“三星堆”已经发掘的两个坑,一号坑相当于殷商早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商晚期。这就从时间上表明,在黄河文化发展到了青铜器高度文明的同时,长江文化也已经有了青铜器文明的高度发展。从文化特征上看,这一时期的黄河文化是以龙作为主体的图腾文化,而长江文化则是以鸟为主体的图腾文化。“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片鸟的文化氛围。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神树,高达十几米,每一层的分叉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在众鸟的下方的树根部,攀援着一条尾朝上头朝下的神龙。长江文化中的鸟与龙的地位,在这里得到了体现。除了树上站着的鸟,坑之中还有许多神态、形态各异的鸟,以及人首鸟身,人身鸟爪等青铜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中的青铜人面像的眼睛,均为细长而上翘,而与黄河文化中的人像眼睛呈圆状的情形不同。有人认为,“三星堆”的眼睛形状,与波斯人相似,并由此推测“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受到西方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其实不然。“三星堆”青铜人物眼睛的形状,就是长江文化中常说的“凤目”。凤凰为百鸟之王,青铜人眼的造型取材于“凤目”,正是长江文化以鸟为主要崇拜物的必然选择。今天,当我们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便会感觉到进入了一个鸟的王国,一股浓浓的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特有标帜 。#p#分页标题#e#
        前些年,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附近,又发现了一个被称之为“金沙滩遗址”的商代时期古文化遗址,许多青铜器都以鸟形为其装饰特征,尤以金质的“太阳神鸟”为其核心代表。
        如果把“三星堆”、“金沙滩遗址”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区域性代表即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除此之外的长江文化还有两大重镇,这就是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就地理位置而言,荆楚文化以屈家岭文化为其历史背景,吴越文化则以青莲岗、良渚、河姆渡、马家浜等古文化为其历史背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是长江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形成的三大代表,而以荆楚文化为轴心。
        文化是人创造的。荆楚文化能成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与荆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分不开。我们翻开战国时期的历史地图可以看到,楚国的地域面积,几乎与中原地区的齐、鲁、韩、魏、赵、宋等诸侯国加在一起的面积相等。中原地区这些国家,都是周天子分封赏与的土地,楚国则是楚人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荆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为长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吴越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开拓创新精神,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突出。吴越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青莲岗、河姆渡、良渚等古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来自于移民群体的自身素质。吴越东临大海,长江三角洲大片土地为冲积沙地。从荆楚一带沿着长江一路迁徙过来开垦沙地的民众,天生具有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吴国的开创者“吴泰伯”,本是周文王的伯父,自愿放弃父辈祖业,率领自己的部属长途跋涉来到长江三角洲,与大批来自荆楚之地的民众一起,筚路蓝缕,开创基业。所以,吴国是唯一一个属于周王室成员却不是周天子封赏的诸侯国。作为富有进取精神的吴国,一度称雄诸侯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地下发掘出的古文化遗址来看,一向被视为南蛮的“吴越”其古文化底蕴似乎最为充沛,然而后来的文化发展信息,却又突然中断。我们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如鸟纹碟形器、鸟形匕首、双鸟纹骨匕。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的鸟形玉饰。进入青铜时代,鸟文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丹徒母子墩西周青铜墓出土双飞鸟盖双耳壶,绍兴306号战国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屋模型、屋顶上铸一只大尾鸠。
        不仅如此,吴越还有一种特殊的“鸟书”文字,在每一个篆字旁边都有鸟形文饰,例如,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就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鐱(剑)”八个鸟篆铭文。吴越人与巴蜀人一样崇拜鸟,是因为鸟具有大自然里自由飞翔的特点。吴越人、巴蜀人把对自由与发展的向往,寄托在了鸟身上。
        到了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理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庄子讲了这样一个关于鸟的故事,有一只鸟,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向南方飞去)。明代学者认为,鹏即凤。一只硕大无比的凤,一怒冲天,在云层之上,毫无阻挡地由北往南自由飞翔。其寓意,正是巴蜀人、吴越人一直未能明白表达出来的希望有一个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开拓进取的生存环境。大鹏鸟由北向南飞行,最后“徙于南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按战国中期的五色方位观念,北方为水,其色为黑;南方为火,其色为赤。由北往南,亦即由黑暗向光明。为什么北方的生存状态很黑暗?因为北方的黄河文化主张以“仁义”来唤醒人的良知,用“礼仪”来规范人的行为。为什么南方生存前景很光明?因为长江文化主张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提倡顺应自然的生活。
        庄子的“逍遥”即顺应自然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前辈,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聃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智慧投向了宇宙生成的思考上面,认为天地之先还有一个“道”存在。“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只是恍兮惚兮而已,却正是由于它的作用,才有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了人与万物。由于这样一种因缘关系,所以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更高于道的最高法则。老聃认为,一切行为做事,都要遵循自然法则。以治国为例,“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烹饪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能搅动它。在他看来,造成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战乱不止的根本原因是国君喜欢玩弄权术,干扰民众正常生活;一旦有了军事实力,大国强国就产生争雄图霸之心。所以,他认为合乎自然的治天下之法应该是“小国寡民”;国家小、人口少,就不会产生图霸之念。“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百姓就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反之,国家大、人口多,不仅国与国之间关系要复杂化,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复杂化。一旦礼崩乐坏,再用“仁义”去教化,就好比敲着大鼓去追捕已经迷失做人方向的罪犯一样,不可能达到目的了。#p#分页标题#e#
        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一个故事尽显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差异。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呴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长江文化的代表则认为,还有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就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老聃、庄周所憧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不是主张“仁义”关怀的社会,而是一个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构建、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而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凡是特别需要“仁义”教化和关怀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生存环境很糟糕的社会,而“仁义”教化被淡忘,甚至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一定是生存环境良好的健康社会。因此,老聃认为孔子的“仁义”教化,“若负建鼓而求亡子”,敲锣打鼓追寻迷途逆子,注定不会如愿以偿。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此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黄河文化一直成为华夏文化的重心所在,孔孟思想作为官方话语,规范、制约着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封建统治者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与其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一致。甚至自西汉、东汉及其以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个王朝的都城,均选择在黄河两岸,也与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重心高度一致。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物质与精神如此步调一致,显然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
        在黄河文化居于重心和主导地位的两千年时间里,长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个广泛流传于吴越地区的爱情悲剧,正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矛盾冲突的典型例子。梁、祝爱情,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情,顺应自然的表达。然而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这种顺应自然的表达方式必然要遭受压抑。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所以吴越人编演的梁祝悲剧,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一次谴责与抗争。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打倒孔家店”旗帜的高扬,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
        把“五四”运动仅仅作为年轻人接受新思潮洗礼之后的一次冲动,把“五四”作为青年人的节日,我觉得还远远不够。“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法则,在人类社会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在“相濡以沫”梦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华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实现“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在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今天,作为长江文化代表的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挖掘与阐发:
        第一是开拓进取。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刻意挤兑道家,以致长江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的思想一度遭到曲解,甚至其身份也受到怀疑,老子成了末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老子》一书为秦汉年间的杂凑作品,庄子也成了不思进取的隐士文化代表,等等。今天,当我们摈弃偏见,重新挖掘其思想价值时,看到的恰恰是陈见的对立面,开拓进取是老、庄思想的主旋律。老子理想中的“圣人”,应该具有方正、廉洁、正直、透明的品性,而又能把握“不割”、“不刿”、“不肆”、“不耀”的分寸。他主张“无为”,是为了实现“无不为”。庄子给世人讲的第一个故事,是由鲲化生的大鹏鸟,“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徙于南溟”。胸无大志的燕雀在树丛中跳跃,讥笑大鹏的高瞻远瞩、开拓进取;如同后世的第一位农民领袖陈胜,在遭遇世人讥笑之后的一声长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庄子开拓进取的鸿鹄之志,居然被满腹经纶的儒士们曲解了二千多年,反而是农民领袖陈胜成为其知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开拓进取的思想,正是我们首先需要挖掘和阐发的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之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第二是顺应自然。自然,是长江文化的最高范畴。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之道,都要遵循自然,何况人类的行为举事?“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正是顺应自然之理 :小鱼肉嫩易碎,油烹时必须小心翼翼,切忌频繁翻动;大国人众,尾大难掉,政策稳定为第一要务。一大一小,顺应自然的原则却一样。《庄子?养生主》是从养生角度讲顺应自然的好处。首先讲了一个厨师解剖牛的故事: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彼节气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正因为遵顺自然之理解剖牛,所以他手中那把牛刀,历时十九年、解牛数千头,“刀刃若新发于硎”。而不遵循自然之理解牛的厨子,短则一月长则一年,都要换新刀。庖丁解牛的本意,顺应自然为养生的最高境界。顺应自然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庖丁解牛的现代意义不仅在养生之道,也在为人之道、为政之道。例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间的矛盾、摩擦难免发生。如果能从矛盾中找到化解矛盾的空间,全神贯注,以“无厚入有间”的方式予以解决,既维持了社会环境的和谐,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所引起的心理伤害。就工作、事业而言,顺应自然,游刃有余,是人人都祈盼的理想状态。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鞠躬尽瘁”却被作为典范提倡,自诸葛亮始,几乎成为身居高位者的座右铭。而在历史上,鞠躬尽瘁的结果往往是悲剧;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结果是三足鼎立中的蜀国第一个出局。我们并不否认鞠躬尽瘁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与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工作效率相比较,后者更可取。因此,当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理应优先选取“庖丁解牛”这一类“顺应自然”的文化元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改变观念;既要尊重“鞠躬尽瘁”的传统美德,更要注重选拔那些具有“顺应自然”的理念、能够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的人才,走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新时代的呼唤,也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
        第三是和谐社会。和谐的本义是指不同音阶之间的协调。引伸到人类社会,指人与人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在有着多元文化悠久历史的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与方法则有不同。
        老子主张通过“柔”与“后”的途径和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他的为人处世原则:方正而要自然,廉洁而不伤人,正直但不能无所顾忌,光明但要内敛。人的刚性有了柔性配合,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用柔的目的,不仅在协调关系,更在成就事业,“柔弱胜刚强”,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性的善用,又往往表现为“后”或 “下”,用另一个词表达叫作“不争”。他用至柔之水作譬:“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与世无争不是消极退避,而是追求和谐,也是“厚德载物”的一种表达。在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中,他主张通过“下”即谦下的途径实现和谐:大国对小国谦下,便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便可取得大国的信任。在大、小国关系中,主动权在大国,所以,“大者宜为下”。老子这种协调国际关系、营造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方法,在国际关系普遍紧张、少数大国强国任意干涉别国内政颠复小国政权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十年改革开放,是中国文化重心完成现代转移之后的必然结果;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是长江文化的现代表达。所以,今天的“国学”,首先是老庄道学;今天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与阐发,首先是对老庄思想的挖掘与阐发。谢谢大家。


   
◎主持人:

        我在记忆里,从海湾战争之后,人们比较多的关注巴比伦文化,因此有一个词被很多人接触并接受,这就是两河流域。在近些年,我们也发现很多中国的学者沿用两河流域来说明和解读中国文化的发展。刚才周教授说到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去比较多关注黄河流域,认为中国文化是从黄河流域首先发展起来,然后又辐射到其他的地方。后来,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掘,尤其是八十年代,据说在中国东南西北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就有一万多个。于是,很多人就猜想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单一的黄河文化,而是多元发展,而多元发展中长江文化就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化系统或者是系列。周教授今天就以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龙文化、鸟文化,这样的论题向我们讲述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许多不同,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当然,我们能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们很多启发,比如“相濡以沫”和“相忘于江湖”,这显然是两种境遇、两种境界。“相濡以沫”,周教授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人在困难的情况下互相帮助、互相滋养的仁爱精神。是这样好呢,还是“相忘于江湖”那种自由自在的游乐好?人在很广阔的、很好的条件下,自由自在的游弋生活,是不是会回忆起“相濡以沫”,或有另外的遗憾呢?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下面有请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高柏园。

 


主讲嘉宾:台湾淡水大学教授高柏园

 

 

■高柏园:

        我们今天是问道、求道;学问学问,学来自于问。“楼观”,“楼”是非常好的东西,我们要登高以望远,心境大开,眼界不凡——这其实是老子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智慧。但有一点不要忘记:楼再高,它必然立基于大地之上;也就是说再高远的思想,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楼”非常有趣。各位一定要登楼,登名楼,看名山大川。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场景,今天我们也在这里享受这样的场景。“观”可以作为动词,也是重要的名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佛教中一位非常重要的菩萨,就叫观世音菩萨。观和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观”是用心,今天我们在这里“问道”是用心。我们的心在道里,道也在我们的心里。而我们要止于“观”,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定、要静;这样才能明、才能智、才能慧。从“楼”、从“观”,我们才能够开始“问道”。正如主持人所说,“楼观问道”题目甚好,甚美,非常有趣,它并没有给我们答案。而老子给了我们最重要的智慧。他邀请我们一起来问道,一起与道对话、沉思,与道形成一种默契。

        我们知道21世纪充满了挑战和危险,现在世界人口达到70亿。按照生态学的估算,我们这个地球大概维持60亿人口是比较合理的量,现在超过了10亿。怎么办?我们可以从道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看看21世纪的路怎么走?道家是不是可以指出一条非常好的路。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天各位都有道,道无所不在,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常道,只是将道做了一种表示、一种呈现,如何感受就看各位的裁夺了。
        刚才提到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非常有趣。我个人是新儒家,我们对道家有非常深厚的感动和感情,因为都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为什么会不同呢?我们要了解老子的当下是什么?老子的当下其实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那时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经济秩序已然有了改变,不知如何是好。刚才周教授说“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孔子周游列国时也有断粮时,学生说我们做好事怎么会这样呢!孔子安慰他们,其实也就是“相濡以沫”。法家以法治国,法释士三足鼎立,建立客观社会秩序,难道也不精彩吗?儒家将道德说好,法家将法制弄完,墨家兼爱非攻,那道家做什么呢?
        庄子根本不是要提出一套标准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道”也不要求标准答案。道家说,我不会提出像儒家、墨家、法家这样的东西,你们都提的太好了,现在我们要找出背后的基础,让你们每一个人好而不至于偏。道家从来没有增加任何东西,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压力,就是逍遥由心。其他家都是有,道家是无;使有成其有,静观使得道,使得所有的东西都成其为自己。这个想法其实孔子也有,孔子说老子安之等,其实就是各安其位,让所有的东西成其自己,这就是道。道不给任何的压力和规则,就是给你自己,给出空间,这就是太美妙的智慧。不管是儒家、墨家,还是法家,或是西方的文化,都有人类的基本智慧,这就是有的智慧,是加法。但是老子告诉我们,无为而为也,是减法。我们应该将很多东西去掉,不应该有太多的累赘,太多的偏执,这就是减的智慧。减了,我们的生命才能虚,虚了才能容,能容才大,才有大道理、大智慧、大人物。将生命中不需要的东西去掉,就像无为。只要将你的烦恼忘掉、放下,你就进入了无;而当你真正放下时,你才能从无到无不为,不要认为道家很消极,其实道家很聪明。老子说无为而不为,成就一切,这就是老子至高的智慧秘密。
        我们怎么面对这个时代?我们要知而保之。道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是我们必须养道行、养天真,养生,当然要养形,但是更重要的是养心。养生不是养我们一人之身,而是养全部的身,不止包含人的生命,也包含着动植物,包含着整个世界的生态。养生之意在21世纪太重要了,不要将眼光仅仅放在人的身上。
        “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我们用“慈”,不用爱,因为爱还有太强个人主观特色。“慈”不仅仅是个人的,是道德精神所在,一曰慈,有慈心,也就有了慈爱。爱绝对会对一切东西有真正的疼惜,真正的尊重。“俭”就个人来说,就是让我们的生命非常单纯,将不需要的东西去掉,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自在。我们要找到真正的生命核心、真正的生命价值;对其他的生命要尊重,一律平等。我们从无的智慧来了解“不敢为天下先”,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慈”能永恒,母亲在保护自己子女时绝对有最高的勇气。“俭”固能广,因为珍惜,所以能广御天下。“不敢为天下先”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让所有的东西都跟我们一起来成长。这绝对不仅仅是庄子的境界,它是我们生命必然的归属和写真。我们都有良知,今天我们“问道”就是回家而已;路不远,当下而已。
        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里,我一直认为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所受到的苦难,给国人绝大的挑战和磨难,也给了最高的机会,得到了磨炼和智慧。21世纪中国作为文化大国,应该有老子的精神:“不敢为天下先”,我们应尊重所有的文化。从生态学来看,生态的健全不是看野生动物数量,而是看物种的多样性,这才是健全的生态。如果将物种改为文化时,我们不觉得应有更多的文化能够对话,能够彼此相互学习,不是更为丰富吗?所以,从文化生态来看,“不敢为天下先”是第一原则,是普适价值。老子说无、道法自然,各种文化都有优美之处;道家作为文化的绝佳平台,所有人在上面悠哉游哉。从这个角度看,道家可以对我们的心灵和生活形成一种治疗,对我们社会过份追求物质成长也会有所降温;对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避免冲突,达到一种和谐,这也不是一种高级治疗吗?汉朝大将霍去病,这个名字让我们自己知道有病而治病。#p#分页标题#e#
        最后做一个总结。清风美酒,少年轻狂,相逢意气,但是,我一直不将“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拉开,而是放在一起看。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讲,人类不会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理想国度,真正的“相忘”就在“相濡以沫”中。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奋斗;不以它为苦,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享受这个生命;就算不完美,我们努力迈向完美。这就是“相濡以沫”的真正意义,相视而笑,默契在心。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然不是冷漠只是“相忘”了。因为相忘,我们才自然、自得、自在自主;因为相忘,相见的时候才会有无限的惊奇,而这个惊奇要感谢是老子带给我们的,是各位、是大家带给我们自己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

        我和高柏园先生初次见面就是在咸阳。好几年前,我们相见在民进中央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研讨会上。他是一个新儒家,跟我们谈道家,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其中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认为,道家所提供的东西里有一种宝贵的东西:是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逆向的思维方式。因此,对一切作为正题而提出来的东西,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告诉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是不可以过份的;就像现在孩子们说的不能太超过,不能太偏激,也不可太满、太激烈,也不可搞成运动,搞成比赛,不能过度竞争;甚至,现在有朋友提出不能搞革命——革命的破坏性大还是建设性大,值得质疑。这样的一种过犹不及的思想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要搞文化强国,搞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有很多朋友说要走出口号的时代,不能老喊口号,运动式的搞文化……我想这些都得益于道家的思想。毛主席不是也说过不称霸,小平也说过韬光养晦不当头,不能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猪太肥了就要被杀,太引人注目之后成为众矢之的等等,麻烦就多啊!最后有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张国刚教授。他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要讲的是“道家思想与人文智慧”。

  


主讲嘉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

 

 ■张国刚:

        大家好!傅教授是学哲学的,高教授是学中文的,周先生是搞考古的,我是学历史的,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天地。西安为道家文化办一个节日是有道理的。周秦汉唐之都,汉朝的开国宰相张良,张天师的先人,所以汉朝的医学、化学都很发达。唐朝将老子封为皇帝,历史上孔子都没有当过皇帝。为什么西安这个地方有如此丰富的道观文化和道家文化遗迹,这就跟唐朝有关系。
        道家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学者们在辩论这个东西,认为道家是一种哲学思想,道教是一种宗教,别搞混了。今天我们的“楼观问道”,似乎不想将它们分得这么开。楼观是道家的地方,老子、庄子只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拿来做自己的创始人。所以,这里我们还要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清楚。一般人对道家有一些误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这样说:“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林语堂则说,中国人得意时不说道家,失意时说道家。《四库提要》的说法是,儒家就像是五谷杂粮每天都要吃,少不了;道家是偏方,生病了才吃。通俗一点都是这么说:儒是治国的,道是治身的,佛是治心的。有人说,如果不读春秋则不能入世,不读老庄不能忘身,不参禅不能出世,这三者不能偏废,否则你只是长得像个人而已。
        道家的内容博大因为它有很多方向,老子之后道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个是追求个性发展、“相忘于江湖”的逍遥游庄子学派,包括走向真人、神人、仙人的追求;还有一个就是以社会政治治理为中心的黄老学派,即“黄老学”。千万不要将这一派从道家里拿出来,首先陕西的司马迁不答应,司马迁的爸爸也不会答应。你不要以为汉朝人、战国人,包括老子自己,以为他们都是“相忘于江湖” 修身养性那一派的就错了。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道家”:“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里的道家可不是“相忘于江湖”,其实是“黄老之道”。班固就讲得更清楚了。班固是《汉书?艺文志》的作者,他对“道家”有相对公平的提法。他认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道家两派昭示着道家不同的内涵和功能,针对着不同的情况。学理派的老庄是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是用无为的方法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道家在战国,有“南面”与“放者”之分。《黄帝四经》与《道德经》立论的出发点是君主,是所谓“南面之术”,重法术;庄子之学,是“放者”所为,绝礼学仁义,而任清虚。《黄帝四经》与《道德经》虽主流相同,但《道德经》对现实社会道德的批判,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却是《黄帝四经》所不及。《道德经》的这个特点,使它和《庄子》有了相似的地方。
        道家与人生智慧。第一,人生需要动力装置:修炼能力,治国安邦,人不能生活在虚无缥渺间。第二,人生需要制动装置:知足知止。第三,人生需要保养措施:致虚守静。
        道家思想首先是“南面之术”,怎么当领导、怎么治国。老子是帝王师,无论《史记》还是《汉书》都这么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高明的领导者是教练员不是运动员 ;是用人之人不是做事之人;追求组织绩效不是个人绩效;提升领导能力不是业务能力。治大国者,如烹小鲜,我们要充分理解并 “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班固论道家)。就像陈平回复汉文帝:“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资治通鉴》)。我做的就是辅佐天子、把握方向、争取民心,让各个卿大夫做自己的事。唐太宗说,什么是无为之治,“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贞观政要》)。《文子》称:“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老子擅统治术、面南面之术,这是事实。千万不要认为道家仅仅是逍遥派,那只是放者,是另外一派。
        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统治者去理解的话,就是《老子》第57章:“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则民自富,我无欲则民自朴。”所有开国王朝在实际操作上都是用道子这个。长治久安的开国王朝绝对没有打击工商业等,开国时都要与民休息。汉初“文景之治”崇拜老子,唐初“贞观之治”崇拜道教。清静无为,与民休生养息,不折腾。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这个统治术与儒家不一样,是从少折腾,也就是政府不要管得太多、干涉太多,尽量让大家去发展。
        二是自制之方。道教认为对物质的追求、对个人喜爱的执着都要学会放弃。知足不是数量概念,而是心态:适可而止是一种智慧。“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正如傅教授所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讲的都是这样的思想。
        三是生活哲学。道家经典《太平经》上面写,“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说过,“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个思想可不是佛教的,尽管他是佛教协会会长,这是道教的思想。《正一法文天师教科戒经》:“上德者神仙,中德者倍寿,下德者增年不横夭也。”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而不要违反“天时、地性、人心”,凭主观愿望和想象行事。“道法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河上公《老子注》)。云笈在《云笈七签》里写到,“欲求无为,先当避害。何者?远嫌疑、远小人、远苟得、远行止;慎口实、慎舌利、慎处闹、慎力斗。常思过失,改而从善。”
        老子生死观认为,“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意思是,人始出于世而生,最终入于地而死。属于长寿的人占十分之三;属于短命而亡的人占十分之三;有些人本来可以活得长久些,却自己走向死亡之路,也占十分之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奉养太过度了。据说,善于养生之人,陆上行走,不会遇到恶犀猛虎,从军也不被武器伤害。犀牛无处投角,老虎无处伸爪,武器利刃也无缝可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从不置于有死亡之虞的危险境地,我根本不去有危险的地方,这就是养生。奉养自己不要太过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人如果不知生命机体的可承受性和身心的宁静,他就会损害生命的机能和身心的平衡。最终伤害自己的本性与寿命。关键是把握住生活的奥秘,能够体验“味无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老子活了多少岁?《史记》说: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大概老子年长孔子30岁,而孔子活了72岁,老子又死于孔子之后或约略同时,则老子亦当是百岁寿星。老子没有道教徒发展出来的指导人们养护生命的可操作的各种技巧;老子教导人们的是养生的高级原则,它依然以“道”为最高准绳。无限和伟大的“道”是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合乎“道”而生活或者遵循“道”的本质而存在,人就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什么是合乎“道”的生活方式?合理体现为一系列的修身和养生原则,它们都根源于伟大的“道”的本性。在这些原则中,老子强调比较多的是要求人过一种“适度”和“节制”的生活。“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夸。非道也哉!”意思是,宫殿极度华美,农田极其荒芜,仓库十分空虚;人君还穿着锦绣的衣服,佩戴锋利的宝剑,饱足精美的饮食,搜括盈余的财物,这就是强盗头子。不合乎正“道”的呀!
        最后我想作个小结。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崇“道”。他给《道德经》做注。他说“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道家和道教是两个方面,不能偏废,做人要学“少私寡欲”;做事要学“无为而治”。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国刚教授,他是历史学家,跟老子是同行;所以他从历史学的角度,从司马迁、吕思勉开始,然后到班固、四库全书历数老子在历史上各种不同的评价以及许多重要的历史阶段,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最后又讲到做人、做事、养生,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思想。刚才,他讲到养生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讲老子说得“道”的人在路上遇到老虎,不会被老虎吃掉,不会死于兵刃等等。这时,我们认为老子有特别高明的方法,最后他其实说的是:这些危险的地方就别去了。好像小的时候,妈妈对孩子说:人多的地方别去、危险的地方别去。非常有趣!王蒙理解上德者、中德者、下德者如何,他说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天命,每一个人能够活多长这是他的命,你如果善待自己,有好的生活习惯,饮食、健康、休息,你就能够享受你的天命。那么什么叫死于非命呢?就是你不好好活着,你吃得太多,不运动,然后晚上又不睡觉,瞎折腾;你本来命里应该活70岁,但是你没弄好, 50岁死掉了,这就叫死于非命。所以,老子教导我们要好好善待自己,好好养生,让自己健康长寿。不过道教里也有一些末流的东西,不是让人健康长寿的东西,也许这和从前的科学不发达有关系。刚才,张老师说到唐代几个皇帝都很崇信道家、道教、道术、道医。有一个道士,我不说他的名字,给我看心脏病。他说,王先生你知道吗,最高明的中医是道医。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做一个检查。我问,什么检查?他说,将我身体通上电,然后接到你身上,我就知道你的病情怎么样。我说,我有心脏病,心血管装了金属支架;如果通上电将我电死了怎么办?我死了不要紧,但是我一世英名被你毁了:王石同志怎么被一个道士电死了?!唐代历史上大概有好几位皇帝是被道士毒死了,这个事也要记住。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进入提问和对话环节。


◎主持人:

        有朋友问,老子在《道德经》里说“言者不如知者默”,老子主张说大智慧的人不怎么说话。如何理解?对现代生活仍然有启示吗?是对的吗?


■傅佩荣:

        老子的原文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意思是说真正懂的人不说话,说话的人就不懂得。老子当然有他的根据,所谓的知,对象是“道”;不是说路怎么走,而是相对的知。真正的知是了解什么是“道”;但是,偏偏“道”是不能够说清楚的。真正了解“道”的人不讲话,不讲话代表你知道“道”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还知道这个“道”的特色。讲话的人就不了解了,我拼命讲这个“道”是这样、那样,结果反而将“道”讲的小了、落实在某项东西上了。所以,老子的话有时是正面若反,正面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反面一样,但是是有道理的;就像真实的话不动听,动听的话不真实一样。《老子》里有很多这样对照的句子可以参考。“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针对“道”来说的。


■张国刚:

        刚才傅教授说了,老子的智慧是在常理之外说出的智慧和知识,包括大智若愚等其实都是这样的意思。真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事。有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说过:多说话是非常无聊的事,为什么呢?想明白了不需要说,没有想明白说也没有用。刚才傅教授说的跟禅宗也有关系。禅宗说何为祖师西来也,这是禅宗的话头,即是:佛法是什么意思。这时你就好比,嘴咬着树枝,脚踩在万丈深渊边上,掉下万丈深渊就完蛋了。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没咬到树枝时就要说,咬到树枝时就不能说了——这就是明白“道”了就不能说,因为这是说不清楚的。


   
◎主持人:

        有朋友问,请傅老师讲一下道教与道家如何分别?


■傅佩荣:

        道家是以老庄思想作为代表。道教是东汉末年之后出现的民间信仰,时间上相差700年。道家讲的是老庄思想,而不是道教。道教开始的之时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出现五斗米教,有点像今天的传销:带来五斗米就可以入教,大家吃,先来的先吃。你怎么办?就要拉人入教,马上就发展到上万人了。曹操还将五斗米教的教主张鲁封为将军。到了魏晋后期,出现几位道教大师,将道教的思想发展得比较完整;这时,道教就不能只靠民间传扬,需要有理论基础。他们就将老庄拉进来,将老子封为太上老君,他的书变为《道德经》,庄子的书变为《南华真经》。道教是一个团体,有组织、有规划,还有教义。唐朝时,道教大行。大家说唐朝姓李,本姓同家,发挥道教的思想。历史上道教已经存在接近2000年了。以上是我对道家和道教的简单区分。


   
◎主持人:

        有朋友问,请问张教授,《道德经》是老子的著作吗?


■张国刚:

        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事。毛泽东和任继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的,所以见仁见智。一般认为孔子的《论语》,或者是孔子弟子记载的老师言论,很少与老子纠缠;但是《道德经》里就有比较不赞成儒家的核心概念,比如说人等。至少有一种看法认为,老子这个人从《史记》记载,可能比孔子年长,但是《老子》这部书,有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


■高柏园:

        我们从文献上没有办法确认《老子》这部书的作者;但是从思想和内容来看,《老子》成书应该是晚于《论语》。它在38章里讨论的概念就是《论语》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子》这本书出的比较晚出一些;但谁是作者到现在并没有一个定论。


■周山:

        我很显然感觉到长期搞儒学的比较强势。我的看法和他们不太一样。从地下发掘的情况来看,战国中期的一个墓里出现了《老子》三个版本。一般来说,陪葬都是前朝或者是前期比较远一些的经典之作,这样才有陪葬的意义。从这一点来推测,像这些竹简至少是战国早期的。孔子的《论语》在战国时期流传的是三本,现在的《论语》是在这三本书上汇编、选编出来的。现在我们看2000年前流传下来的《老子》《论语》,一定是《老子》早于《论语》。刚才有专家说《老子》里的话有很多是《论语》的,这不对。因为很多是原模原样《荀子》里的话。现在的事实证明,战国中期墓里的《老子》书怎么可能抄战国末期的《论语》呢。我们也不能说荀子抄袭老子。在我看来,《老子》里有很多精彩的警语,是我们的先人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语言都是《老子》之前的,也没有标明,也没有版权什么的,是将前人的警语浓缩在这本书里。这就是我的解释。
   


◎主持人:

        有朋友问,我们做了楼观道教文化展示区,又做了财神展示区,那么关于修道成仙、拜财神等这些事情,是迷信活动吗?如果不是,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文化和风俗?


■高柏园:

        迷信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观念和想法;所以,可以对所有的对象进行尊重和信仰。从道家无所不包的角度来看,我不会把它当做迷信,宁可当做信仰和信念,对财和天地万物有更好更亲密的想法。不是说今天拜了财神,明天我们就会发财;但是有道就可以求,将求之有道这样的信念或者是想法纳入到常轨中,使它的意义提升,这样挺好,不一定要从迷信的角度加以理解。


■张国刚:

        道教是中国传统信仰的一面旗帜,从阴阳五行到鬼神文化等都放在里面。西汉张良学道辟谷,佛教传入之后就有宗教组织的意识;要经典,找到老庄;要组织,就是道教、道观。这样就象是佛教,按照佛教体制来做。中国的传统信仰都在道教里,就像是大杂烩。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是人们的习俗、期盼,不是迷信。就像是去教堂里拜,还是寺庙里拜?人不是按照教科书活着的,有他的期盼、梦想,生活习俗不一定完全按照理性行为。
   


◎主持人:

        有朋友问傅教授,现在很多人希望学习《道德经》,甚至一些家长也让孩子们学习;可是《道德经》的版本很多,注释本也很多,请你推荐一本比较适合于一般人和孩子们阅读的版本或者是注释本。


■傅佩荣:

        我不太赞成让小孩子读《道德经》,小孩子最好读《论语》《孟子》;因为《道德经》的思想太深刻了,孩子们没有生活经验,只看表面文字没什么用,只会背,这样学也没有什么意思。让孩子们背《论语》好了。《论语》是儒家的思想。我赞成年轻时学儒家。儒家是正面的,将个人的成就和社会结合起来,要有成就就要入世,追求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年之后学习道家,至少30以上,有了生活经验,有人生各种成败得失,也觉得人间不太公平,这时学道教体会比较深。老时学《易经》,这是我的建议。大人看《道德经》什么版本好?这几本经典我全部都有做过解读,每一个字都有清楚的白话文,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参考。但你们还是自己选择。我们推荐时,会很不好意思。我们做学问时,下了心血、下了功夫,难免会有自己的一种珍惜。比如我写《论语》的解读和翻译,至少看了200家注解,历代以来所有研究《论语》的书我都看了。看了之后,我才能说“学而时习之”的“时”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根据朱熹的说法将“时”做“时常”,“时”是可以当做春夏秋冬;第二是“适当的时候”——难道学习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进行?
   


◎主持人:

        有朋友问,曲江的发展精神是“敢为天下先”,这与老子的“不为天下先”是对立的,应该如何理解?


■高柏园:

        当我们“不为天下先”时,其实我们已经“敢为天下先”了。


■张国刚:

        为天下先也可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先天下之乐而乐”,是不同的频道,在不同的频道的事咱们用不同的频道去理解。


■傅佩荣:

        如果你在曲江当领导,当然要身先士卒,这是儒家的立场,做官的立场。个人要用道家。道家只能一个人用,国家的领导能用道家吗?


■周山:

        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可能是周易的坤卦卦词:老是在前面,你可能要迷失方向。你跟着正确的领导去做,以前说是民主,你就可以有所得——这是在坤卦特定的语境下写的。曲江为天下先,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刚才说了,就像是开拓进取,就要营造、创造“相忘于江湖”的最适合人们生存的环境。我们讲的“相忘”不是现在就去了,它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终极目标。大家对我这个“相忘”的含义,还可以商榷。有了“相忘”这个最高目标,段先念副市长带领老百姓去做的就是营造“相忘于江湖”的大局面,是群体提升的大手笔。
   


◎主持人:

        我们收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让我感觉到西安的朋友对中华文化非常热诚地关注。我要向西安的朋友表示感谢!我想说,也许“道”可以被称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道家最重要的思想,又不止于道家。儒家也讲道,“朝闻道,夕死可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正如理性是西方哲学、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概念一样,“道”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从这个核心概念辐射到哲学的表述、宗教的表述、民间信仰的表述,就成为以“道”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样性的文化表现。我觉得他们互相之间都从“道”出发,但是层面不同、领域不同、方式也不同,这正是“道”的核心含义。这对于我们今天,特别是中华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够从中提炼出哪一些适用于今天的宝贵思想?再能从中体现哪一些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可以贡献给人类的普适价值?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努力去做的。
◎中华文化论坛之“楼观问道”就暂时到此结束。谢谢各位!